在921地震之前與之後，我都去過埔里，親眼看到九九峰徹頭徹尾的改頭換面。埔里市區之外，廣大的農村，有四個平埔族的聚落，所謂「埔里眉溪四庄」，從過去的歷史，他們與霧社泰雅族原住民還有埔里市區後來漢人兩邊中介的關係，構成了一個歷史與族群的複雜系譜。

　　這樣子的一個歷史關係，在921還有後來的災後重建過程中，可能的變動如何？原住民、平埔族、漢人在埔里的關係互動與變化如何？這個新的互動，當然包含著許多身體、心靈、住所空間的創傷，也有一些在地積極的重建工作者的投入（如暨南的黃美英老師）。地震帶來的創傷，與重建過程的新權力關係彼此互動，對許多人來說，除了創傷的撫平外，也有另一種可能的機會，可能可以透過災後重建的過程，重新來改變這種族群、創傷與歷史的關係。

　　在上述這個意義下，「災區重建」與地方建構，要比從前許多人所說的「社區重建」，更能夠掌握到新的社會脈動與問題性。

　　除了在地的「災區重建」的社會與族群問題外，我們也要重另一個互補的角度，來看上述互動與新發展的可能。那就是921之前與之後，國家與相關學術界所啟動的「地震論述」，這個論述，除了有全國性的意義之外，也影響了埔里的災區史的地方建構，而與埔里城鄉的各種因素，彼此互動。另外，「災難醫學」，透過台中的榮總系統、埔里的普基系統，也深深介入了埔里的城鄉社會之中。災難醫學的提出與發展，又是如何來「透視」當地各族群的身體與創傷？總之，本計畫也要透過身體的角度，來反觀地震論述、災難醫學、還有災區地方史等不同的發展過程中，是否都在重塑身體、並重新詮釋與描繪身體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