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一大地震的重大災情，喚醒台灣民間社會空前的愛心總動員，投入無數的物力與人力，讓人無比的感動與感恩，然而漫長的災後重建過程，也可視為台灣社會重建與改變的一個重要契機，許多社區從突來的巨大災變中，如何重組運用既有的社群關係與社會資源，如何因應災變，重新尋找自我再生的力量，形成新的社會組織與力量？而外來團隊的協助與影響如何？換言之，從廢墟到家園重建，從災難社會到復原、重整的一連串歷程，牽涉到各種社群組織的互動與運作，牽涉到民間與公部門的各種資源與人力的投注，其中的成效與影響都是值得重視與思考的一環。

反觀台灣社會歷經長期的戒嚴統治，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以及十年來政府與民間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乃至近年各地雨後春筍般成立的「社區大學」，對於民間社會與各地社區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這當中，有關「民主化」、「本土化」、「社區化」都成為台灣政治社會改革的重要方向與論述焦點。

相較於過去針對威權體制、以議題結盟、集結群體力量，企圖改變不合理的體制與政策為主的社會運動，災後的社區重建較為不同之處，其首要目的是以災民的救援、安置與復建為主，較少涉及台灣整體政治社會結構的批判與改革，再者，災後重建在時間與實務工作上，皆需針對災民與社區的迫切需求與階段任務的考量，趨向於「在地化」，因此應有利於凝聚社區組織力量。

二年來，埔里眉溪四庄工作站以在地重建工作者的立場，從「社區協力」的角度，以協助社區、配合社區、服務社區為主要態度與任務，強調在地化的長期紮根，期使重建計畫皆能落實於社區相關組織及其社區生活與空間，嘗試建立民間社會轉變與重建力量的草根基礎。

相對於許多外來團體與基金會的積極參與，以及許多跨地區的大型研討會與活動的舉辦，我們思考的是在災後重建過程，族群與社區自主力量茁長的可能性，以及外來團體、地方社團、乃至政府之間是否能共同建構「草根民主」的趨勢？如何能使社區重建過程與運作方向更為合理性。

以下是筆者重建工作經驗的思考與淺見：

（一）彌補長期結構性的差距

災後重建首應釐清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差異，顧及城鄉資源分配與均衡發展，以協助弱勢社區及災民為優先導向，例如九二一震災基金會的「築巢方案」即是首先針對中低收入戶家屋重建有效的實質補助。就重建政策而言，尤需檢討長期政策與資源分配的不均，如城市與鄉村地區在公共空間、文教設施、道路交通等建設的差距，有待透過災後重建的資源重新分配，彌補長期城鄉發展的結構性問題。若以此進一步檢視埔里鎮公所的重建綱要報告書，仍是延續過去重市區輕鄉村的弊病。

（二）重建工作階段方向與差異性

由於各地區狀況和各團體性質的差異，對重建階段的思考及著力點不同，因此不論政府各單位或民間各團體的重建計畫，在各階段都不易達成共識。例如1999年12月底，某基金會舉辦一場盛大活動，邀請埔里救災團體與災民到墾丁迎接千禧年第一道曙光，主辦單位補助五百餘萬元，此活動雖然具有感恩、慰勞、鼓舞、聯誼等意義，但實際狀況是，當時許多村莊仍殘破雜亂，窮困的災民甚至連臨時安置都尚未全面解決，因此對此活動缺乏認同感。

另如災後二、三個月間，在文建會大力推動下，許多藝文團體紛紛到災區舉辦各種表演活動，愛心有餘，但時機不當，在那階段災民仍疲於清理家園，忙於尋找棲身之所，縱使觀看一場精彩感人的表演，豈能協助解決家園重建的問題？

災後，政府單位立即委託許多規劃團隊進行各地的重建調查規劃，期望提出各種重建願景與規劃理想，調查規劃當然重要，但因執行時間的匆促，大多難以深入了解地區存在的問題，也無法掌握災區階段性的需求，甚至提出一些難以落實的規劃構想，例如眉溪流域的親水公園、蜈蚣里的自行車道規劃構想，與社區人士擔心雨季即將來臨的洪水氾濫和土石流危機，兩方的思考落差極大。

換言之，外來團隊大多難以掌握階段性的需求，也未能進行持續性的長期參與，後續的重建問題依然存在，政府也難以透過規劃報告擬定合理的後續施政方針。政府應依各階段的重建計畫，協調各級單位、辦理社區巡迴諮詢和座談會，提供災民相關服務。

（三）社區大學主導權的「在地化」

災後，「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一行人探訪埔里，有意籌劃社區大學。本工作站直接引介社區人士，由義工彭琳淞積極協助籌建守城社區大學建築與土地的購置，獲花旗銀行贊助20萬美金，於2000年9月3日舉辦捐贈活動，初步使用的名稱是「守城社區學習暨活動中心」。

當日下午，全促會並召開座談會，會中筆者建議全促會可擴大參與，結合地方人士和學者專家組成籌備委員會（或諮詢委員會）之類的組織，集思廣益，共同推動，落實社區大學的在地化與永續經營理念。此外，因考慮埔里市區與鄉村區的人口和社會經濟差異，且因南投縣政府在大成國中也開辦「南投社區大學埔里分校」，為能區隔學員人口對象及課程內容方向，筆者建議全促會可考慮採用「鄉村大學」或「四庄校區」之名稱，以利推動各村莊的參與及整合工作。

一年來，由於全促會人士皆居住北部，雖然全促會在台北積極主動向外界提出計畫，但卻未曾再與當地團體召開會議，也沒有在當地推動籌組較健全的組織，因此有關社區大學的名稱、定位、教育方針，乃至「校務委員會」等相關組織仍有待未來的努力與落實。

此外，社區大學的建築物至今也因種種因素未能興建完成，先後借用守城蔬菜產銷班、大湳教會組合屋教室開課。今年初全促會重新以「埔里社區大學」及「守城分校」名義向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且獲全國教師會贊助經費，聘請主任往返台北埔里，試圖拓展相關課程、延聘師資，「埔里社區大學」的遠景，仍有待未來朝向「在地化」、「社區化」方向努力。

（四）現代族群組織的民主化

在近年台灣原住民族群運動的影響下，日月潭的邵族以及各地的平埔族群也陸續集結族群力量，積極提出各種訴求。由「台灣平埔原住民協會」、「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發起一項「政府如何承認平埔族群公聽會─搶救未認定之原住民族」運動，並於2001年2月27日由立法委員巴燕•達魯在立法院主持一場公聽會。針對此活動，謝緯紀念營地賴貫一牧師積極聯繫埔里愛蘭教會的巴宰族裔和守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帶領四庄的族裔驅車北上，與其他各地族群會師，共同連署提出族群政策的訴求。

但相對應於泛族群的行動策略聯盟，四庄人士卻仍無暇籌劃在地的族裔組織，換言之，四庄族裔對議題的認知與外在情勢發展之間仍有差距，因此如何成立四庄族裔組織，以利族人共同思考自身相關議題，成為四庄族裔與領導人物首需面對的一環，而工作站基於尊重原則，繼續災前任務，從旁協助「Kahabu文化協會」的籌備事宜，擬提供「四庄文化館」（組合屋）作為協會辦公室與活動場所，邀集更多族裔參與，期使透過民主化過程，成立更健全的組織，朝向未來自主性發展。

（五）宗教、族群與社區整合的可能性

台灣社會中長期存在著族群、宗教，乃至政黨取向的多元差異性，如何達成共識與整合，以利推動公共政策與相關事務，實非易事。

清代，族人在眉溪兩岸建立移墾聚落，由於族群背景、居住環境、通婚及親屬關係的緊密而形成「四庄」社群，但近代社區人口來源和社團組織的多樣性，已考驗著「四庄」的整合意識，災後重建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家屋與公共工程的興建，也意含著四庄居民如何藉由各項重建過程，以整體社區為思考，並能兼顧存在的差異性，重新組織結合在地居民的力量與社群認同意識，共同建構一個具有未來發展潛力的地域群體。

（六）草根民主與在地化的努力方向

回顧災變初期，當災民或在地團體仍陷於自身的災難情境時，外地的社團和基金會則有更多的時間與人力資源，提出各種募款活動與賑災計畫，然而，檢視災後兩年，許多熱心的外來團體、基金會及規劃團隊的參與多已告一段落，面對許多未完成的重建工作，正考驗著在地人士與團體的持續力。

筆者強調草根組織與在地化的重要性，說明社區各種組織團體的差異性與重要性，以及工作站秉持「社區協力」的理念和做法，與社區各種團體組織合作，分別推動各項重建工作，並直接引介相關資源，協助社區團體向政府單位提案及建議，培植社區人才與健全組織，避免外來團體的短期效應，或造成資源集中的趨勢，期使區域的重建朝向均衡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