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一位台北某大研究生來電，告訴我準備某日想來災區做一些相關研究資料蒐集與訪問，我問他研究目的是什麼？除了研究之外，是否想過要如何協助災區？是否能有時間做一些社區服務？

　　他回答是教授有個研究計畫，要他下來訪問，可能只有一、二天，希望我能提供重建狀況和進度說明，以便他們發表報告，也好讓外界知道，我說如果只是如此，對目前的社區需求可能沒太大意義。他似乎有些不悅，反問我難道以前在中研院不也是做研究嗎？我們的溝通似乎沒什麼共識，他似乎也不能了解我為何那麼囉唆和堅持，甚至也不清楚過去我對研究工作的反省，我不想再和他談論，掛了電話。

　　沒錯，就是因為我曾在中研院做過很多年的助理，而人類學工作就是要到處去做調查，所以我愈能反省研究工作並不能只在研究院寫報告，或只為了完成自己的學位論文，我們更應該花時間和心思設法協助當地人。我甚至認為中央研究院的人文社會學科，應該設法在一些地區設立研究工作站，才不會叫助理來去匆匆的「研究」，而難以長期思考或參與當地社會的發展。未來中研院要在埔里設分院，就是個好現象。

　　至於所謂的「災後重建」，尤其需要落實於災區和災民，也必須了解各階段的需求，我們工作站的第一要務就是協助社區組織與各階段重建工作，第二項任務是希望引介外來的專業協助與相關資源。因此，我並非不願配合外來的研究者，但是我更期盼有關的研究是長期的，而非蜻蜓點水，甚至希望這些研究生或助理能撥出一些時間，或利用寒暑假，依自己的能力做一些社區服務。

　　地震後的三個月之間，就有不少學者帶學生團體來做調查，我便提出懇切的建議和相關協定，以利參與後續的社區重建需求，不要只成為研究報告成果或研討會的文章。例如台大地理系周素卿教授的助理，這一年便陸續到牛尾庄來，協助產銷班、也幫重建教室舉辦兒童活動，我們工作站也樂意提供住宿、電腦及各種資料。清華大學的傅大為教授也向國科會提計畫，爭取助理經費，協助工作站及重建議題的思考與討論。暨南大學學生因地緣關係，長期的協助更是義不容辭。

　　災後已一年半了，到底災區各地的重建狀況如何？是否仍有一些社會團體或工作團隊留駐災區？政府的政策與各項措施執行的問題如何？這些都值得社會大眾的重視與關心，相信在震災屆滿二週年之前，必定有一些單位也開始籌劃研討會與紀念活動，但是除了來去匆匆的調查研究，除了場面盛大的研討會，除了邀請有身分地位的人或學者專家之外，我們希望聽到更多社區的聲音，希望災民能獲得更切實的協助與具體措施。

　　已進入災後第二年，能力較佳的災民和社區多已能度過難關，能解決的大多已解決，難以解決的就更需費時費力，因此未來的重建工作將更艱難、更需耐力和心思，因此，做為社區重建工作者，未來要面對的課題，大致如下：一是如何協助其他更弱勢的社區與災民，二是如何繼續加強當地既有團體的組織運作、加強培育當地人才，研擬和推動中程計畫，三是如何協助各社區之間的經驗交流與平行串聯，以利提出共同的議題與訴求，並集結力量共同監督政府，四是如何擇取外來合適的熱心人士，對各項重建工作具有實質幫助。因此，重建的路仍然漫長，災區並不是不需要他人的協助，而是需要更多持續不斷的投入與關懷。

　　此外，我認為災後重建工作的主體是災民與社區，我們希望災民與社區人士有機會有能力站出來，能直接和政府對話，能直接面對社會大眾，換言之，我們期望災區能發出自主性的力量和聲音，不只是仰賴一些穿梭災區的「代言人」，不只靠一些學者的「研究」和報告討論，因此有關單位舉辦的研討會與座談會，更應秉持「在地化」的原則，採取更開放的方式，讓各地的災民有機會聆聽切身相關的問題，讓社區人士能參與討論，提出適切的解決辦法，畢竟我們都應釐清所謂的「家園重建」，究竟是誰的家園？災後重建的研究，又是誰的研究？是怎樣的研究過程？怎樣的研究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