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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源分配之公平性與正義的討論，兩位研討會引言人林萬億教
授、朱雲鵬教授，已分別就其學術專業的角度提出扼要的檢討與分析，
並列舉具體之因應措施。兩位教授對台灣近年來貧富差距估算的方式雖
略有不同，但對特定區域、族群和階層失業率偏高的惡化情形，及其可
能引發的公平、正義問題，卻有著高度的共識和同樣的隱憂，這其實也
完全符合社會大眾一般的觀感與焦慮。
專業性部分，我毫無置啄的餘地。僅就兩位教授引言中已經提出的
若干議題，從我個人的一些反省和觀察，略作延伸討論。
首先，我非常同意朱雲鵬教授指出的：在近幾十年來之台灣產業結
構轉型過程中，我們的政府在組織、政策和心態的調整上，未能迅速跟
進、革新，導致像目前「就業密度高」的服務業，往往沒有明確的主管
機關，對他們的輔導或者還在起步，或者還沒有真正的開始。朱教授並
以當年國家為了振興製造業，設置了經濟部工業局的成功模式為例，主
張政府機關的組織配置及相關政策必須做適當且立即之調整。
這個建議的正確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工業局在當年台灣邁入已開
發國家經濟奇蹟的過程中，的確扮演了一定的積極角色。但台灣目前的
社會性質，顯然和那個時代有著相當的差別，若干後現代的社會特徵，
使我們無法再以經濟掛帥的思維來解決我們當前的困境。失業問題所牽
涉的範圍，已不完全是經濟景氣或經濟成長的問題，不管你喜不喜歡，
它涉及政治或意識型態的糾纏，也觸及複雜的社會或族群心裡結構。
這幾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高唱組織精簡的浪潮中，機構卻不減
反增，也不見問題的解決或效率的提高；經建部門影響力、統合力明顯
式微、、、；這都在在顯示，政府組織的調整，必須放在一個更高、更
整體的層面來思考。當前局部組織的更張，除非是放在一個更全面的政
府組織再造之遠景下考量，否則只能是權宜之計。這就連接到林萬億教
授所關心的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和地方財政困難的問題了。其實
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和國土的改造，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這當然是
一個非常艱鉅的工程，不可能一次完成，但政府必須拿出魄力與決心，
提出推動的步驟與願景。
其次，林萬億教授提到區域間的不正義時說：「離開台北城之後，
彷彿進入另一個世界。、、、過去鄉村城市化、家庭即工廠的結果，使
鄉鎮有的盡是水泥鋪面的田埂，貨櫃箱型的住宅，不通的排水溝，規劃
不周的道路，以及充斥的鐵皮屋工廠。」這的確反映了台灣城鄉間的差
距，或更好說是台北與非台北之間的差距。也許是台北縣經驗的影響，
林教授很快的把問題的焦點歸結到預算和資源分配不公的議題上。
誠如我們前文討論過的，政府組織再造，中央與地方權責重規劃，
的確是我們問題的核心。但是區域間不正義的問題，在我看來其重點恐
怕還不在資源預算分配不公一端而已。根本的問題是：我們過去經濟掛
帥所主導的城鄉發展策略，並未認真思考「差異」與「差距」的不同。
我們的鄉村規劃，根本是以都市化為原型來設計的，農村因而成了滿足
都市工商發展的需要而存在；不但失血，也失去了社區的主體性。這才
是真正的不正義。
原住民各族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獨特的部落風貌、倫理規
範與生活美學；這在我們過去的發展概念裡，幾乎是不曾存在過的，更
遑論將它形塑成政策，細膩地、有耐力地去營造一個新故鄉、新部落。
差距不可怕，不尊重差異的差距才可怕；而泯除了一切差異，即使沒有
差距，那也必然是一個恐怖的世界。
最後，我還是願意強調地說：失業、貧窮不能只從經濟面去找出
路，教育部、文建會等文教部門也應該跳進來一起思考。朱雲鵬教授關
心的知識份子、輿論或所謂公民社會的形成，關鍵就在於教育、學術能
否獨立、健全發展。而社區總體營造，固然不必排斥與產業結合，但它
最終的落點應當是社區素質的提升，而不是經濟的擴張。
在思考解決失業、貧窮問題時，若將公平、正義等觀念合併考慮，
它就不再是單純的經濟或社會議題了，它成了倫理學的對象，觸及到我
們很深的價值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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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失業率高
